Ran Yongping
Pragmatics is in a constant state of flux and evolution, there have appeared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r approaches to pragmatics, such as Dascal (1983) analyzes the fiel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GREen (1989/1996) lays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extual pragmatics and more formal aspects of pragmatics, Mey (1993) regards pragmatics the societally necessary and consciously interactive dimension of the study of language, Thomas (1995) argues convincingly for a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cognitive approach to pragmatics, Verschueren (1999) lays his emphasis on a general cognitive, soci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 on language use, while Blakemore (1992) and Sperber & Wilson (1986/1995) take a cognitive approach.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pragmatics becomes more likely to be considered cognitively involved, although there still exists disagreements on what cognitive pragmatics is and what core issues should be addressed, and the like. Anyhow it is held in the study that cognitive pragmatics focuses on the mental processing of information for communicative purposes and on the interlocutors' abilities in terms of which they create and understand meanings beyond the word and sentence levels.
In the present study its attention has been concentrated upon the following aspects, which are considered essential in cognitive pragmatics: the cognitive basis of pragmatics, pragmatic modularity, understanding and inference, and the interrelatedness between cognitive and social factors. Firstly, it traces the cognitive basis back to the semiotic study in the 1930s following the evolution of pragmatics, since the cognitive-pragmatic perspective originate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armaridou 2000).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agmatics and some cognitive disciplines is explored so as to account for the fact that it is of necessity to do pragmatics from the cognitive perspective, and by looking into the essence of the effects of signs, effects of speech acts, and cognitive effects, we can find some congruity among them. The focus is then put on the discussion of modularity and pragmatic module. The notion of module has been influentially explicated in Fodor (1983), in which input systems are claimed to be modular since they possess certain properties. Whether a pragmatic system is modular arises as a focus in the late discussion. Since pragmatics is not the extension of grammar, it is unlikely that there exists a pragmatic code and pragmatics is not a single module either. Thirdly, understanding and inference are analyzed in detail. In understanding utterances the hearer looks not just for an arbitrary interpretation but for the one intended by the speaker, how processing effort is cost for achieving cognitive effects, in line with communicative purposes, is concentrated in the discussion, in which relevance theory is referred to for the account of inferential understanding. Fourthly, how to reconcile the social factors with the cognitive account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necessity of their integration are touched upon since communication is a paradigm case of social interaction and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is that of the most ubiquitous social phenomenon. Besides, inside and at the end of the present study some relevant qu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further discussion.
Key words: cognitive pragmatics, modularity, understanding and inference, social factors
Correspondence: Research Center for Linguistics & Applied Linguistic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P. R. China, 510420
ttypran@pub.guangzhou.gd.cn
认知语用学的焦点问题探索*
冉永平
语用问题的认知研究是近年来国际语言学界涌现出来的一个新的研究热点与趋势，但什么是认知语用学？虽然目前还未形成统一的定义和理论框架，但这些都不能否认该研究的存在与谈论的必要性。语用模块、认知语境、语用照应与推理等都是语用学讨论中出现的新兴课题，作为对认知语用学的系列研究之一，本文作者首先简要地探讨了语用学的历史渊源和认知基础，因为语用认知研究的出现并非偶然，同时语用学与认知科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联系；接着主要讨论了信息处理的语用模块论，是否存在语用模块，这是认知语用学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本文指出语用问题不是模块问题。另外，语用理解与推理也是认知语用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在特定语境条件下，听话人需要形成一定的假设才能理解说话人的意图，一方面形成假设的过程是人们推理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依赖语境因素的认知过程，另一方面语境必须结合交际事件的社交因素。于是作者重点分析了认知语用观和社交语用观之间的关系，并指出二者之间并非完全对立与排斥。最后本文提出了有关的几个问题，与读者同思索。
关键词：认知语用学，模块论，理解与推理，社交因素
1．语用学的认知基础
认知语用学（cognitive pragmatics）这一术语正式出现于二十世纪80年代中后期。语言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等越来越关注语言使用中的认知问题，其中很多学者所从事的研究属于认知语用学（Kasher 1988：xiii），其实认知语用研究早在7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很多学者从认知心理的角度出发，将语用学视为认知科学的一部分，并认为语用理论是一种交际理论，但同时交际理论又是一种认知理论（Sperber & Wilson 1995; Marmaridou 2000）。那么什么是认知语用学？目前还没有一个完全认同的定义，但这并不能否认认知语用研究的存在，比如指示结构、言语行为、前提以及含意等语用现象的交际意义超出了语言的编码信息，是‘认知心理努力之后’所产生的意义，它们都离不开类似推理这样的信息处理过程，而推理本身就是一个认知过程。所以，有学者认为认知语用学是一门超符号学，“把这种符号和交际意图之间的、在历时过程中逐渐趋向固定化的关系看成‘超符号’关系，研究这种超符号关系的学科就是认知语用学”（熊学亮1999：1），这样的认识自然有其道理，但其概括显得过于简单，未触及认知语用学的本质。
Blakemore（1992），GREen（1989/1996），Grice（1975，1989），Kempson（1988），Sperber & Wilson（1986/1995）等学者认为，语用学存在认知基础，对超句子层面信息处理的经验性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样，在二十世纪80年代的话语分析中，也出现了两种不同趋势：一种强调研究话语构建的社交因素，比如Leech（1983），Stubbs（1983）等，另一种强调探讨话语构建的认知因素，比如Chafe（1987），Prideaux（1993）等。在方法论、目的以及主要趋势等方面都具有心理语言学的特征，尤其关注说话人和听话人在具体条件下如何进行语言理解和生成。
我们知道，普通语用学的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30、40年代的符号学研究，人们在探讨语用学的哲学基础是都离不开这一时期的符号学研究背景。那么，早期的符号学研究是否也隐含了语用学的认知基础呢？值得再回首。综述后我们发现，以Peirce和Morris等学者为代表的研究中已经涉及符号的认知心理问题。比如，前者提出了语言符号指代事物的心理表征和心智概念，他强调符号的心理表征或心理处理；后者提出了有关解释者的行为概念。Morris（1938）在符号学理论中指出，语用学研究符号与解释者（或理解者）之间的关系，他强调一定行为范围之内或一定语境条件下的符号运用及其产生的效果。可见，Morris试图将Peirce的思想具体化，强调符号的使用者和使用符号的语境，他注意到了语言使用中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同时，在符号学理论中，在对语用学进行解释时他将语言使用者当成解释者或理解者。这一结果很可能与Peirce提出的语言符号所指事物与该事物在大脑中的心理表征有关。这样，将语言使用者视为解释者或理解者就等于说强调了语言使用中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强调语言的理解而非生成。也就是说，Morris的定义隐含了这样一种思想，人们对语言符号的感知和理解不可能是完全客观、一致的，而只能是根据社交和心理因素进行解释，而且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方式。此外，将语言使用者视为解释者还隐含了人类交际的互动性，因为语言使用涉及说话人和听话人，而且他们的角色在交际中是不断变化的，因此语言使用不仅取决于符号的生成，以实现说话人的意图，而且还取决于对那些符号的理解，这样才能实现该意图。由此可见，语言符号的恰当与否和它们同说话人的意图之间的关联性都可能对主观理解形成一定的制约。
难怪Marmaridou（2000）认为，在众多研究中两种主要趋势主宰着整个语用学领域：一是来自于英美语言哲学思想的影响；另一个主要趋势是以语言、交际和认知等的心理学理论为基础。哲学语用学是对逻辑实证论的哲学思想作出的一种反应，认为语用学是对语义学的补充。在这一思想体系中，根据单词、句子同客观世界中事物之间的联系去研究它们的意义，就是语义学，而语用学则研究说话人的话语，其中主要是说话人利用话语希望传递的意义。以上从哲学出发的语义学和语用学的二分法对语言本身以及语言使用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有学者在探讨语用学的哲学基础时往往忽略了它的认知基础，将哲学基础和认知基础分离开来，这势必会对我们的研究方法产生一定影响。我们还认为，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及Searle等人对该理论的发展、Grice的会话含意理论、Sperber & Wilson的关联理论等都涉及交际中的隐含信息和语用推理，它们促成了语用学研究的“认知转向”（cognitive turn）。此外，Verschueren（1999）在提出顺应论的同时指出，语言使用是一种社会行为，但这种行为本身同认知、社会、文化等因素息息相关。可见我们在探讨语用现象时不能回避这些因素的介入与干扰，否则难以从根本上说明语言使用和理解的选择与顺应问题，这也需要我们从认知的角度去解释话语生成和理解等的机制。故有本文的散论。
2．语用模块论
2．1 语用学和认知科学之间的主要关系
近年来由于认知科学的发展，除了认知语言学以外，还出现了认知语法、认知心理学、认知社会学、认知人类学等，其中认知语言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近年来国外语言学的一个研究热点，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George Lakoff，Ron Langacker和Len Talmy等，总的来说认知语言学就是对作为组织信息、处理信息和传递信息等工具的语言的研究。Geeraerts，Caron，Coulson等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家指出，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无论是理论上还是方法论上，认知语言学都是以语用学为取向的一种语言学（Nuyts 1993，参见Verschueren et al 1995）。从方法论上讲，认知语言学是一种语用方法，因为它是以用法为基础的模式；从理论上讲，认知语言学是一种语用理论，因为在语言分析中它强调语言的功能，具体就是将语言现象与其不同功能系统地联系起来。总之，认知心理学等认知科学可以向语用学提供一定的可供借鉴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参照，语言使用无疑是人类信息处理的一个重要方面。相反，就信息处理来说，语用现象的系统研究也可以为认知科学提供有益的借鉴。
要真正探讨语境对话语理解的制约，语用研究就应该同认知研究结合起来，但二者的研究重点不同。语用学家关注的是，合作性互动行为的普遍特征对语言结构和语言使用会产生什么影响；而认知学家则试图探讨，从语言中我们能够了解合作性互动行为什么样的普遍特征。如果将以上不同角度的研究结合起来，其结果将有助于形成和制约一定语境条件下的语言理论。从以上可见语用学研究和认知科学基本问题之间的关系，因为它们之间存在一些共同的研究问题和互补关系。
从言语行为的角度来说，使用符号或语言就是为了做某事，实现说话人的交际意图，这就是‘符号效果’（effects of signs），在Austin（1962）的言语行为中符号的效果就表现为一种‘言语行为效果’（effects of speech acts）。不过，它们与关联理论语用学（Sperber & Wilson 1986/1995）的‘认知效果’（cognitive effects）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联系和共性，它们都是一种交际效果。所以，我们认为语用学和认知科学的目的应该是一致的。
2．2 模块
在心理语言学中，对信息处理存在两种普通的观点：（1）模块论，认为语言处理是由不同的独立模块完成的，其中不同模块负责语言理解的不同方面；（2）整体观或互动观，认为语言处理是涉及各种不同知识的一个综合过程，或者是不同知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
模块论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思想（Kasher 1991a）：（1）大脑如同计算机程序，具有处理符号的能力；（2）大脑处理的符号具有形式特征；（3）大脑的处理机制要对这些形式进行推算；（4）大脑中存在一些各自独立的器官，它们分别同某一领域的命题内容相联系，而且在推算过程中会利用这些命题内容，这种联系是天生固有的或习得的结果；（5）除了以上器官以外，大脑中还包括心智机制，比如记忆；（6）大脑中还存在认知模块（cognitive modules），这些模块具有特定的管辖范围，它们是一些天生的、基本的认知单位，可以独自进行推算；（7）输入系统是一个认知模块系统，是独立的信息系统，也就是说与各种信息不发生直接的联系；（8）除了认知模块以外，大脑中还存在没有特定管辖范围、与其他信息相联系的认知系统，即Fodor（1983）所称为的“中枢系统”。中枢系统的作用是调节各种模块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与各种信息发生直接联系。
Fodor将大脑中的系统分成输入系统和中枢系统，前者包括视觉、听觉、语言等系统以及其它感觉系统，它们是模块系统，具有范围的独特性、信息的自闭性和遗传性等特征；后者所起得作用就是将来自各种输入系统、记忆等信息综合起来，并进行推理。语言是其中的一个自动输入系统，即模块，那么人们的大脑就是由一些独立的、互不联系的自闭式模块组成。中枢系统就是对输入系统（比如语言）所提供的概念表征进行比较、综合、储存，并再生新的概念表征，作为一种输出信息，也就是说它所起的作用是一种推算或推理作用。那么根据这一思想，我们就无法对信息处理中的信念或语用事实等进行限定。因此，Fodor最后指出，大脑中枢系统是经不起研究检验的。然而，以Sperber和Wilson等为代表的学者对Fodor的结论进行了挑战，提出了关联理论，他们的目的就是研究中枢思维过程，具体而言就是信息处理过程中的话语理解与推理。
在对语用模块回答之前，首先需要弄清楚语用和模块。语用能力是否可以通过一个独立的模块具体表现出来。有人认为（Kasher 1991a，1991b），右半脑和左半脑是两个彼此间互不联系的独立信息单位，在正常情况下左半脑专门负责处理语言语法或句法，而右半脑一方面主管语言使用的语用问题，另一方面还负责语法和认知过程的结合。如果右半脑控制某一言语行为的语用方面，左半脑控制句法问题，涉及句子的运用，那么，在一定语境条件下人们是如何恰当地生成某一言语行为的？要使左半脑生成恰当的话语（即对句子的合适运用），就必须获知恰当的语境条件。然而，如果语用受右半脑控制的话，那么语境信息的恰当性也自然受它控制。这样，左半脑要恰当使用句子或生成合适的话语，就需要从右半脑中提取语用信息。在一般的正常情况下，左右半脑中的信息应该是共享的，如果我们将它们切分成彼此独立的信息单位，那么对人们是如何恰当地生成言语行为，就难以作出合理的解释。所以，语用能力具体表现在右大脑或右大脑模块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正好说明是否存在语用模块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认知语用学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是否存在语用模块。如果认为存在语用模块，就等于说语用具有自主性（autonomy）。语用知识具体表现在语用模块中，语法知识的运用同语用知识的运用是密切联系的，它们属于两种不同的能力。在任何情况下，语言运用（比如讲话）都涉及语用知识，那么在负责语言使用（主要是讲话）的左半脑中一定的语用模块就会起作用，这就是左半脑假设中的模块语用论。
模块语用学（modular pragmatics）就是将有关认知和语言的模块论运用于语用学研究。它的主要目的就是根据彼此之间相对独立的认知系统去描写和解释人们使用自然语言的能力，反过来这又是对人类心智（mind）进行认知研究的一部分。从认知的角度来说，能力是一种知识系统而不是行事的能力，它受一系列原则的制约，该系统所起的作用就是体现这些原则的一种表征与处理机制，该处理机制本身存在于人的大脑之中。要从认知的角度对能力进行描述和解释，该认知理论应该对以下问题作出回答：（1）能力的管辖范围是什么？（2）能力是由知识体系构成的，那么制约该体系的原则是什么？（3）体现和应用这些原则的操作体系是什么？（4）制约能力的原则及其处理机制在神经方面的具体表现是什么？（5）在正常情况下人们的能力是如何产生、发展或习得的？如果语用系统具有独立的管辖范围、理论原则、信息处理、神经方面的具体表现以及独立的习得过程，那么语用系统就具有模块性。
2．3 语用不是模块
模块（module）系统，而且有各自的特性。就语言中的语法系统来说，它是否是一个自主的模块系统，对这一点，形式语言学则更多地认为它是一个自主的形式表现系统。然而，人们自然会提出是否存在“语用模块”（pragmatic module）这样的问题，并根据对语言使用的了解进行回答。根据前面Fodor的观点，输入系统是模块系统，因为它们是一些独特的范畴、彼此独立的信息单位，如果模块具有Fodor所列举的特征，就不可能存在一个语用模块。
语用不是一个单一的模块。以Fodor（1983）为代表的学者指出，语言系统是一个模块系统，由各种实施不同功能的模块组成。我们熟悉的语法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它是连接句子的语音和语义的一种代码，如果语用问题也是一个模块系统的话，就等于说存在一种语用代码（pragmatic code），也即承认在言语交际中类似语法的语用代码能够帮助人们获取说话人希望通过话语传递的交际信息。以上观点等于说，语用问题是语法的延伸。此外，持上述观点的学者还认为，交际必须涉及语码。Wilson和Sperber（1991）对这样的语用模块论进行了反驳（冉永平 2000），比如（1）语用过程是一个高度依赖语境的信息处理过程；（2）语用模块论不能对话语理解中的不确定性问题进行合理的解释；（3）在有的情况下，说话人无须使用语言代码也能实现交际。就言语交际而言，说话人的交际意图不是通过话语的字面意义明确编码的，听话人对说话人的交际意图也不能仅仅根据句法分析直接获取，理解是一个非展示性的（non-demonstrative）推理过程，语用理解如同所有的理解过程一样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形成假设与验证假设。这是一种信息处理的认知论。它们都直接涉及一定的语境信息，而不是各自为阵的信息独立单位，相反，语法处理则受到严格的局限，语法处理不受听话人的非语言观的影响。对以上三种语用现象的解释，言语交际中出现的指示词语、前提、言语行为、施为句、会话含意、互动性言谈等同语境因素密切联系的语用现象，模块论是无法解释的。不过，形式语用学家则认为语用是一个模块问题，并可以对有限的语料作过一些简单分析。
对是否存在语用模块的问题，很多学者都持怀疑或否定态度，比如，Sinclair（1995）曾指出，语用知识不可能是纯语言知识，也不可能是Fodor所主张的模块化知识。不过，Sperber（1996）却认为，中枢思维过程一般具有一定的模块性，因为众多的概念模块可以对它进行解释。比如人们大脑中有关“cat”的概念模块，可以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以及语言等模块，接收和处理有关“cat”的信息，当中枢思维系统获取了有关“cat”的新信息的同时，它可能会把它们传递给更具概括性的“ANIMAL”这一概念模块。当某一概念模块仅仅根据其中的概念实施推理时，概念中的结构信息就会被从一个模块传递到另一个模块，直到所有的模块都得到处理，这样最后取得的效果就是将所有的相关模块综合起来。不过，至今Sperber的这一思想是否等同于Fodor的模块论还不是很清楚，有待继续探讨（Carston，1997）。
可见，模块语用观与非模块语用观之间存在根本的不同，对交际的认识是不相同的。非模块论认为，交际中话语的理解有可能失败，因为理解需要对说话人的交际意图进行推测，其中需要形成假设，然而所形成的假设也可能是错的，也即不是说话人所期待的，这正好体现了语用学的非模块特征。但模块式的解码则不同，可以获取与语言结构直接联系的信息。虽然每一种语用现象，比如指示词语、前提、言语行为、施为句、会话含意等，都是相对独立的研究范畴，而且受制于一定的理论原则，但它们并不是一个个独立的模块，有的语用现象涉及心理处理，而心理处理也不是孤立的，需要联系其他信息。
根据关联理论，话语理解是一种特殊的认知活动，话语是一种明示刺激，它为理解提供显性表征或依据。首先话语是明示或显现的，说话人将它们说出来就是公开要求听话人加以注意，并利用各种信息加以处理，同时话语还会产生一种最佳关联期待。因此，话语理解结果是一种认知效果，并为之付出了努力。根据关联理论的交际原则，每一种明示的交际行为（包括话语等言语交际）都应该设想它具有最佳关联性，也就是说在人们付出认知努力之后会产生一定的认知效果。这适宜于包括话语等在内的所有明示刺激。其次，话语的确离不开代码这一语言系统，它的作用就是对听话人的推理与加工进行引导和制约，代码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显性信息，但是仅仅依靠解码往往不能获取说话人希望传递的交际意义。比如，“今天不想看书”，在不同的条件下它隐含不同的交际信息，可以表示“我累了”、“我想去广州逛一逛商店”或“我想玩电脑游戏”等等。听话人往往要通过消除歧义、确定指称关系、推导含意等语用认知加工，才能对它进行正确理解。这样，话语理解涉及的语用认知处理不可能是Fodor所主张的模块过程。语用处理的非模块化特征是关联理论的一个基本思想。Wilson和Sperber（1991）指出，不存在为了某一特定目的的语用原则、准则、策略或规则，语用涉及语法、逻辑和记忆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将某一系统称为模块，就等于说存在一种代码，如果语用是一个模块的话，也就承认语用代码的存在。此外，模块和代码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Carston，1997）。所以，语用问题不是模块问题。
3．语用理解
在讨论语用理解之前，我们首先简要关注以下问题：认知语用学关注的是语言知识系统还是行为系统？如果关注的是能力的话，语用能力是否属于语言能力的一部分？如果关注的是行为能力系统的话，那么它是一种语言行为？在Chomsky（1980）看来，语用能力是人们大脑中有关语言的一种心智状态，也即是语言能力的一部分；他进一步区分了语法能力和语用能力，前者指有关形式和意义的语言知识，后者则表示有关恰当使用语言的条件知识以及如何使用语法和概念结构去实现一定的目的，这样似乎存在一种实施语用知识的语用行为机制，这一问题值得探讨。根据乔氏的观点，语言能力是一种自动的、内在模块系统。在人们的大脑中，除了感觉系统和语法原则以外，还有诸如算术、音乐、道德、假设构想等能力系统，其中还包括语用能力。应该说，Chomsky和Fodor对模块能力系统的看法是不同的（此处恕不论及Chomsky的模块论），Fodor更强调大脑中知识系统的实际运用或处理系统。
Gazdar（1979）认为，语用能力是语法能力的延伸。那么，语用理解是否必须依赖语法分析呢？显然不能进行类推。此外，Kasher（1991a，1991b）等也认为，语用能力是有关语言的知识体系，即属于语言能力系统，“语用能力独立于交际而存在”（Kasher 1991a: 135）。那么，这一观点显然不同于关联理论有关明示-推理交际的基本主张，Carston（1999）等学者对此也持怀疑态度，因为离开交际，语用能力变成了无本之源。相反，Sperber和Wilson等认为，语用能力不是语言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语言问题，因为它不仅仅涉及语言刺激本身，还涉及实现意向交际的各种明示刺激，信息处理一般需要进行非展示性推理，所以语用是一种行为，但它又不等于语言行为或语言能力。当然，不管是Chomsky的观点，还是Sperber和Wilson的认识，都不是我们判断语言能力和语用能力、语言行为和语用行为的唯一标准。
在Chomsky看来，语用能力是理想的说话人-听话人的一种语言知识，“它对语言使用产生制约，也即制约语句和使用语句的语境条件的恰当关系”（Kasher，1991b：385）。Kasher继承了Fodor的模块论思想，认为某些语用知识具有模块性，也即是语言模块中的次模块，而另外一些语用知识属于非模块化的中枢系统，并受认知行为的一般原则的制约。他进一步将语用知识具体分为以下五种：（1）核心语用知识（core pragmatics）：有关断言、提问、命令、请求等基本言语行为知识。这是语言系统中的一个模块，即语言模块中的一个次模块。（2）扩展核心语用知识（amplified core pragmatics）：有关推卸、祝贺、允诺等非基本言语行为知识，这是非模块化中枢系统的一部分。（3）互动言谈语用知识（talk-in-interaction pragmatics）：有关话轮、语列、修正等会话行为知识，这是一个独立的模块。（4）中枢语用知识（central pragmatics）：有关一般认知原则和一般知识运用方面的知识，比如会话含意的产生、间接性、语体风格和礼貌等，这是非模块化中枢系统的一部分。（5）接口语用知识（interface pragmatics）：将来自语言模块和来自感知等其他系统的信息综合起来的知识，比如确定指称结构的所指对象。这是非模块化中枢系统的一部分。不过，Kasher本人并未对以上语用知识之间的联系加以说明，也即没有对模块与非模块之间的链结与协调加以阐释。
语言使用就是一种语言运用，那么语用学就是一种有关语言使用的理论，属于语言运用范畴。这样，语用不仅是一种语言运用的行为，而且语用原则对各种形式的人类交际具有引导作用。人类天生就具有信息处理能力，可以对与认知系统等有关的语言或非语言信息输入进行处理，话语理解中的推理是语言解码之后的信息处理阶段，通过推理去识别说话人的意图，这是关联理论语用学思想的基本主张。这似乎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它与Chomsky早期提出的“先天假说”（innateness hypothesis）之间存在的某些共性。
哈贝马斯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构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并认为理解是交往活动的本质，达成理解的目标就是导向某种认同，认同归属于相互理解，共同知识，彼此信任，两相符合的主体间相互依存（盛晓明2000）。可见，理解这一概念具有不确定性，它仅仅是一种趋同。从最狭义的角度来看，理解表示两个主体以相同的方式去理解一个语言表达，而最宽泛的意义则表示在与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此外它还表示交往过程中两个参与者对世界上某种东西达成的共识，并且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可见，交往总是以理解为目的，理解可视为说话人言语行为的归宿。
我们知道，Grice提出会话含意理论以后将语用学的重心转向了话语理解。不管是Grice的含意理论还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都离不开这样一个基本假设：人类（语言的或非语言的）交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表达意图和识别意图。要获知交际意图，需要一定的认知推理机制，比如假设或含意，区别说话人意义和字面意义之间的差异，会话含意理论就是一种类似的认知机制。含意不取决于句子的命题内容，而依赖一定的语境条件，推理是获取隐含意义的主要方式，它就是根据语言手段或非语言语境去获取有关话语内容的逻辑结论。在特定语境条件下，听话人需要形成一定的假设才能理解说话人的意图，一方面形成假设的过程是人们推理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依赖语境因素的认知过程，另一方面语境必须结合交际事件的社交因素。但信息处理过程中，形成假设和验证假设所依靠的是什么，同时语境因素是何时介入的？Grice语用理论并未涉及。
当然每次听话人所获取的理解并不总是说话人所期待的正确信息，比如根据关联理论，关联原则不能保证交际一定会取得成功，因为它不是人们可以遵守或违背的一条准则，而且由于存在不同的认知语境假设，话语最后所取得的认知语境效果肯定就不一样。同样，在对含意的推理中，Grice也没有交代清楚如何才能保证推理结果的正确性和一致性。就话语理解来说，语用学需要回答以下两个主要问题（Blakemore 1992，1995）：（1）为什么听话人认为说话人不可能希望人们无限地扩大语境假设去获取更多的含意？（2）为什么听话人认为第一个恰当的解释就是说话人所期待的理解？根据关联理论，以上两个问题就等于说，为什么人们会对某些信息加以注意？那是因为人们注意的是关联信息，而关联则是根据语境效果和信息处理时所付出的努力去衡量的（Sperber & Wilson 1986/1995）。
信息处理过程中的推理本身就是一个认知过程。Carston（1999）认为，语用学的任务就是对该过程中的推理以及引导和制约该过程的原则进行解释。显然这是一种认知语用观，其最终的语用目的就是对人们的话语理解能力进行解释，尤其是推理能力，人们是如何将语言解码作为理解中的输入信息进行推理的。在Carston等学者看来，认知语用学的中心问题就是探讨会话含意是如何产生的，比如话语“今天太累啦”，在不同的语境条件下可能隐含如下信息：
a. 咱们回家吧。
b. 该睡觉了。
c. 你洗一下碗吧。
d. 今天不看书了。
我们不难想象以上含意产生的不同语境条件，可见同一个话语在不同的语境条件下可能隐含不同的信息，都是听话人语用推理的结果，它们显然不是语言形式直接编码的信息，必须依赖语境条件。同时，在话语理解时听话人是如何识别说话人所期待的语境，或者说在对话语进行加工处理时听话人是如何从认知系统中选择恰当的语境假设，这是语用学理论的最基本任务。
要实现以上任务，就必须获取恰当的语境信息，以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以‘关联’为取向的认知语用学就要对这种能力进行解释，在他们看来，认知语用学应该参照的两条中心原则就是认知原则和关联原则。然而，根据Verschueren（1999）的看法，理解过程实际上是一种选择过程，也是以认知为基础的顺应过程，不过Verschueren并没有指出如何在语境条件下去寻找具体的顺应目标。
为了讨论的方便，下面我们仍借助关联理论，进行分析，当然它并不是阐释话语理解的唯一参照标准。根据代码模式（也称信息模式），人类交际行为是一个对交际内容的编码和解码过程，这是传统的交际观。它认为，言语交际关注的完全是说话人和听话人使用的代码，语法是其中的一种代码，具有语音表征和语义表征的特点，因此话语理解的主要任务就是语言解码，成功交际就是一个信息复制过程，即编码信息等同于解码信息，但话语理解时的语用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根据关联理论，话语理解仅仅是信息处理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很多交际可以不涉及语言代码，比如当A下班回家走到楼下时，看到了妻子停放的自行车，于是就推断出她今天提前下班了，这是一种不需要代码的交际和推理，但推理的基础是明示输入刺激，但这种刺激可以是语言（如话语），也可以是非语言，如此例中的自行车。在Sperber和Wilson看来，话语理解是一种认知行为，该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取得认知效果，但同时又要求人们要有效地分派有限的注意力和推理资源，也就是说人类认知往往力求最少的付出，获取最大的认知效果，这是关联理论的基本思想。当然关联理论也没有标记出最少的认知付出和最大的认知效果的量化标准或实际的可操作性步骤，这正好说明了话语理解具有个性化特征，以往的有关理论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在话语理解中，对任何新信息的处理都需听话人付出一定的努力，包括注意力、记忆搜索以及推理等（可统称为‘认知努力’或‘认知付出’），以获取话语的语境效果或认知效果，努力程度与信息的关联程度呈反比关系。在具体情况下，话语的长短、词项的使用频率等较多因素都影响认知努力，比如“condiments”就可能比“salt and pepper”让人们付出更多的努力。此外，更重要的是，语境假设的可及性也是获取说话人所期待的认知效果所必须的。
语境信息的认知处理和推理结论的形成是认知语用学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推理就是从一系列用作前提的命题内容获取逻辑结论。到目前为止，指示现象、言语行为、前提以及含意等语用现象都离不开推理，它们的交际意义都超出了语言的编码信息，是认知努力之后所产生的意义。比如，指示现象与语境信息密切联系，不能根据真值条件去分析它们的指示信息，有必要进行认知处理，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比如Rubba（1996）和Ariel（1998）认为，指示结构不可能总是用来直接表示话语环境中的某一指称对象，它们存在认知可及性（cognitive accessibility）；Marmaridou（2000）也提出，除社交意义以外，我们还应该从认知意义方面去解释指示结构。又如，前提是与语言结构和语境因素密切联系的一种推理关系，Fillmore（1985），Lakoff（1987）等从认知语义学的理论框架对前提进行过研究，Marmaridou也对前提的认知结构及其在理解和使用某一语言结构中的作用进行了辨析，并认为从认知的角度更能够说明前提在交际中的特征与作用。再如，也可以从认知的角度对言语行为这一常见语用现象进行分析，根据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识别说话人话语的言语行为种类并不是理解话语的先决条件，话语的言语行为‘语力’（speech act force）不是表面上传递的信息，而是特定语境条件下人们理解的结果，例如，“It’ll rain tomorrow”，在一定语境下可以理解为一种预测，然而Sperber和Wilson则认为，该话语传递的是一种说话人无法控制的有关未来事件的假设；此外施为动词（performative verb）所起的作用是一种认知向导或制约，例如，“I predict that it’ll rain tomorrow”中的“I predict that …”能够准确引导听话人将传递的内容理解为一种预测，也就是说施为动词制约了听话人对嵌入内容的正确推理，因为说话人的任务就是引导听话人识别自己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听话人会利用说话人的话语作为一种向导，去推导说话人的交际意图。根据这样的思想，语言编码意义仅仅是该向导的一个方面。此外，会话含意更是一种语用推理的结果，涉及心理努力和认知加工，因为交际本身需要付出认知努力和社交努力，才可能实现多重的互动目标。因此语用理论是一种交际理论，但同时又是一种认知理论。
4．认知与社交因素
就宏观而言，从社交和认知两方面出发是长期以来人们探索人类交际的主要视角。将交际视为一种社交现象，主要关注话语产生和理解的各种社会、文化等社交制约因素。在Saussure看来，语言（langue）是一种潜在的社交事实，而言语（parole）则是一种实际产生的社交事实，可见他主要是从社交的角度出发去看待交际的。很早以前，Chomsky就区分了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前者是人们大脑中存在的一种有关语言的知识，属于认知范畴；而语言行为是语言知识的具体运用，是语言能力的体现，是一种社交现象。可见，Saussure只注意到了语言的社交属性，而Chomsky同时还强调了语言的认知属性。我们知道，语用现象很容易让人们将它与一定的社会文化等社交因素联系起来，而忽略该现象的认知基础或认知理据。那么，就语言交际来说，如何将社交与认知二者结合起来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关键问题。
在对语言交际的研究中，除了形式与功能之分以外，社交和认知是比较明显的两大主流。比如，根据Grice（1975）的思想，交际是一种社交契约（social contract），存在人们必须遵守的一定规则，如合作原则中的各条准则。然而，Sperber和Wilson（1986/1995），Blakemore（1992）等则从认知的角度出发，主要参照关联理论，探讨人们如何对某一行为进行推理，大脑中发生了什么；Verschueren（1999）从功能综观论出发，认为语言交际是一个顺应过程，也是一个认知过程。可见，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语用现象和语用理解，才出现了诸如认知语用学、社会语用学、跨文化语用学等。
在Fodor（1983）看来，人类发展过程中大脑中出现的知识不是认知问题，而是模块问题，这是一种心智论（mentalism）。他认为，认知过程是在思维中枢中出现的，所以他对语用理论一直坚持一种悲观的看法，因为语用处理是一种很难理解的中枢思维活动。因此，根据Fodor的观点，认知语用理论是不可能的。然而，以Sperber，Wilson，Blakemore为代表的学者则成功地从认知的角度探讨了语用问题（Morales 2001），他们坚持认为，交际中的理解过程必须受到一定的认知制约，所以他们的观点不同于Grice和Levinson等的社交语用观。其实Sperber，Wilson，Blakemore等并没有忽略影响交际的社会、文化等社交因素，相反他们一直强调将这些因素和认知结合起来。在这些学者看来，语境是一个心理建构体（psychological construct），既包括传统的语境内容，还增加了信息处理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假设，说话人通过显现的明示刺激（即话语）去引导听话人激活话语理解所需要的社交文化等百科信息，形成各种语境假设，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将认知和社交因素分离开来。不过，社会文化等社交因素和认知的界面在哪儿？它们是在何处实现交叉的，或者说实现二者兼容的基础是什么？类似问题至今仍不明朗。此外，社交文化信息是否构成人类思维机制（mental mechanism）的一部分？话语是否是引导该信息进入理解过程的唯一明示刺激？我们认为，要弄清楚语用理解的本质就离不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在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Leech & Thomas（1988）认为，是发展交际的认知理论还是交际的社交理论，是语用学面临选择的一个交叉路口。Sarangi和Slembrouck（1992）也指出，认知理论应该与交际的社交观结合起来，否则不可能提出交际的认知理论，因为语言运用总是在一定的情景语境中进行的，该语境就是社交语境。因此，离开社交语境就不可能构建有关交际的认知理论，也就是说社交语境因素应该同认知结合起来才能对交际进行合理的解释。人们是如何获取意义的，以及制约意义生成和理解的社交条件是什么，它们是语用学应该回答的首要问题。以上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将宏观社交语境和话语或语篇的微观分析结合起来。
从认知还是从社交语用的角度对意义的研究是不同的，它们关注语用意义的不同方面。认知语用研究关注信息的心理处理过程，即以演绎为基础的推理，这对语用意义的理解起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在对有关意义问题的研究中，人们普遍使用了意义的心理学理论框架，包括心理表征论（比如Johnson-Laird 1983）、心理模块论（比如Fodor 1983）等。这些理论关心的都是人们大脑中影响语言理解的认知机制及其推导特征。然而，它们却忽略了影响语言理解的社交或社会因素。因此，这些理论没有对话语中社交意义的认知基础作出解释，只认为社会文化知识是一种需要通过心理表征的信息，以便大脑对它进行处理。这显然把社交意义视为一种语言以外的东西。
虽然社交语用学承认语言使用中认知因素的重要性，但在实际分析中却对此加以排斥，因为在社交语用研究看来，认知是生物问题，是一种共性，因而与语言使用的社交条件没有任何联系（Kress 1979）。后来，Sarangi和Slembrouck（1992）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观点并指出，语用学必须从研究人们如何获取意义发展到研究制约意义生成和理解的社交条件。此外，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研究中也有学者关注过社会与认知问题，比如Duranti（1986）指出，应该通过每个人的、具有社交互动性的心理过程去解释使用中的言语，他强调语言的社交或社会制约，以及根据该制约进行的认知语用处理。总之， Marmaridou（2000）等学者希望结合语言使用的社会/社交因素和认知两方面，去探讨语用意义，他曾探讨过语言使用，并着力调查语用意义的认知和社交因素。如果语言以认知为基础、是在社会中发展的，那么认知结构以及社会现实的概念化必须体现语言使用的特征，这将有助于社交意义的产生、维护或变化。基于以上假设，人们就是直接根据内在的认知结构对社交意义进行解释的，而不是根据外在形式和结构的内在心理表征进行的。这样，认知结构随着人们同客观环境和社交环境的不断接触而发展变化，认知结构也具有顺应性，促使社交意义的产生而不是决定社交意义。
认知语用学不应该怀疑语言的社交与社会属性，不过有学者认为它不是语言语用学的研究对象，而是社会学等应该讨论的问题。同样，社交语用学也不怀疑心理表征和认知结构，并承认它们的存在与特征，但认为它们与社交语用学的研究目的不相关。这样，认知语用学和社交语用学形成了各自为阵的局面，从而使我们对语言交际的理解与认识受到严重制约。那么，基于以上情况，是否可以建立一种明晰的语用分析的社交-认知理论框架，既可以解释语言使用的社交基础，也可以说明语言使用的认知结构。Marmaridou（2000）认为这是可行的，但目前除了关联理论以外，还缺乏更具说服力的成功尝试。
虽然语用学出现了以上不同的研究重心，但它们都承认在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时双方会对语言这个符号系统进行控制，以表达和理解话语或语篇等表面意义以外的意义与意图。在这样的情况下，指示词语、前提、言语行为和会话含意被认为是表现说话人意义的主要方式。语言哲学对它们已经进行过大量讨论与分析。较为明显的是，指示词语、前提、言语行为和会话含意等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认知语用和社交语用，这两个方面影响语用学的以上其他方面。认知语用和社交语用研究都源于语言哲学（Marmaridou 2000）。但不同是，认知语用观强调交际双方的心理处理能力，即通过词语和话语表面意义产生和理解意义的能力；而社交语用研究则试图探讨影响话语产生和理解的社会文化等社交因素。为此，前者认为，语言使用和交际者之间是一种内在关系，而在后者看来则是一种外在关系。最后，认知语用学将某一言语事件的社交因素视为一种外在信息，需要经过人们大脑的加工处理，以便恰当地理解话语；它不认为社交因素是认知结构的一部分，因而不是一种内在因素。而社交语用学则努力寻找社交结构，它们形成了产生社交意义的言语事件，同时社交语用学也不会将这样的结构视为一种内在东西。
在此我们再参考Sperber和Wilson（1986/1995）的观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唯一的衡定标准。根据关联理论，语用是语言运用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一定的语言运用原则，主要负责对语言结构的逻辑形式进行扩充，使其变成包含说话人思想的命题形式。不管认为语用是语言知识的一部分还是语言运用的一部分，我们都必须考虑语言使用中的语境问题，这是语用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如果将语用视为一种语言能力，即一种有关恰当使用语言的条件的知识，那么就难以说明语境是如何构建的，这就等于说语境是一种百科信息，那么在话语理解中语境是如何改变的？话语本身又是如何改变或创造新的语境的？如果将语用视为一种语言行为或运用，我们又必须考虑它的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问题，因为语言运用涉及这两方面的因素。关联理论对语用学采用的是一种心智的研究方法。根据该理论，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单一的认知原则，即关联原则，去解释整个人类交际，但该理论并没忽略语言使用的社会维度。Sperber和Wilson（1997）曾指出，交际中体现最大关联的非明示手段也可以体现社交因素，比如维护或体现权力关系。?egarac（1998）对“寒暄”（phatic communication）这一社交语用现象进行过关联理论的认知解释，并指出，语言的寒暄用法是一种通过建立、维持以及维护认知环境去实现一系列社交目的的手段。在另一个研究中，?egarac（1999）探讨了明示推理交际对处理思想观念的作用，这显然是想利用认知理论框架去关注与交际有关的社会因素。
此外，Sperber和Wilson将语境定义为一种假设集合，是人们为理解话语而形成的一种有关世界的心理表征，这就意味着，语境不等于客观世界，不表示影响交际或话语理解与生成的社交结构。这样，语境就是一个心理建构体，即理解话语的一系列前提。可见，关联理论对语境的解释是一种心理学观，而不是社交观。不过，此处的“语境”这一定义具有理想化特征，是一个与话语理解有关的普遍性解释，话语理解时需要通过思维表征的形式对各种假设进行推导。即使人们对同一话语产生相同的语境假设，也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那么，区别的关键就是对各种假设的不同推导，也就是说区别在于内在的、心理过程的不同，而不是客观存在的社交文化结构。这实际上从认知心理的角度揭示了话语理解的差异。这里问题的关键又在于，语境假设的可及性顺序是如何确定的？那么对某一种语用现象理解结果的不同是否体现为哪一个语境假设最先得到优化处理与选择？这些是探讨人类交际过程一般的理解机制必须回答的问题。新格赖斯语用机制、关联理论、顺应理论等都是在探讨语言交际过程中提出的一些假说，应该说它们分别为言语交际中的话语生成和理解提供了原理性解释。
5．结束语
认知语用学强调的是实现交际目的的信息处理，即强调心理过程，并将自己明确地限定在对语用现象的认知处理，为此语言手段仅仅是实现交际目的的一种制约因素，而互动语用学或动态语用学主要强调的是语言使用的动态特征，尤其是交际双方话语的协调性（negotiability），社交语用学强调语言使用者和使用语言的社交环境或条件，主要探讨交际双方运用语言产生、维护或改变权力关系的社交语境等；发展语用学则主要探讨小孩在母语习得过程中语用能力是如何逐渐形成和体现出来的，它和母语或二语习得研究密切联系。为此，如何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定义语用学，把语用意义中的社交文化因素看成认知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认知结构中的内在化意义，是值得认真深入探讨的课题。这方面已有一定的尝试性研究，比如Thomas（1995）从交际的动态特征出发，将语言使用视为说话人意图和话语理解之间的一个动态过程，它受一定社交因素的制约，而Goatly（1994）强调社交语境的重要性和根据一定的认知推理原则去解释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意义建构。可见，语言使用的认知和社交因素两方面的结合存在一定的可行性。
最后看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隐喻“Crime is a disease”涉及一个社会学概念“crime”和生物学概念“disease”，再如“The mind is a computer”仍然涉及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表征，那么在话语理解时如何将这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整合起来，是认知语言学，包括认知语用学探讨的问题之一，这也为研究思维活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此外，针对言语交际中“你吃大碗，我吃小碗”、“他吃筷子，你吃勺子”之类的普遍语用现象，不仅仅涉及汉语的‘荒谬’句法问题，对语用理解而言更是一种认知构建与解读，当我们听到一个4岁左右的小孩使用类似话语时，又可能会进一步将这种语言表现视为认知能力发展的结果。
总之，“认知科学不只是一个立场、一种见解的统一的理论，不同的认知科学有不同的见解”（徐盛桓 2002：7）。虽然认知语用学还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理论框架，但目前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语用模块、语境信息的心理处理和推理结论的形成、语用推理或语用照应的认知制约因素等等。我们认为，语用学要走向深入，必须同认知结合起来，要研究语言产生和理解的语用问题不能离开交际活动的认知基础，因为语言交际以认知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推动语用学研究上一个新的台阶。所以最后再提出以下问题（冉永平，2001），与读者共思索：
（1）如何将普通语用研究同语用的认知结合起来？也即如何通过普通语用现象去揭示认知结构或认知模式？以发现语用现象的认知制约机制；
（2）如何将普通语用现象的社交、文化研究同语用的认知结构模式结合起来？也即如何从认知出发，去看语用现象的社交文化特征？以实现二者的结合；
（3）如何将传统的语境观和认知语境观结合起来？以实现对语用现象的新解。
